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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认为人有四端哪一项是正确的

  • 常识
  • 2026-05-22 06:21:55

提到孟子,我们很多人都了解,有朋友问孟子认为人有四端哪一项是正确的,还有人想问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孟子认为人有四端哪一项是正确的呢,下面小编就为大家介绍孟子认为人有四端哪一项是正确的,一起来了解吧。

孟子认为人有四端哪一项是正确的

因为孟子认为四端是仁义礼智能够出现的根本原因!“四端”也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孟子对先秦儒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孟子的性善论、仁义论、仁政论等都与“四端”说有关,是围绕“四端”说展开的。可以说,“四端”说的提出,才真正标志着孟子思想的成熟。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四端”说形成的背景及时间这样重要的问题却较少涉及,与孟子研究文献汗牛充栋现象的形成强烈反差,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孟子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

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强调发展农业,体恤民众,关注民生。

他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四端,是儒家称应有的四种德行,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四端”说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对先秦儒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孟子认为人有四端,才能成为人。在现如今还具有现实意义吗?

可以当作优秀的传统美德。

人之有是四端也 尤其有四体也 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出自孟子。意思是说:孟子看来人有“四心”即“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这一点和孔子的想法不谋而合。

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

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恭敬之心 是非之心。

这句话出自孟子的经典如儒家作品《孟子》的《告子章句上》。

原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译文:同情心,人人都有这种思想;羞耻心,人人都有这种思想;恭敬之心,人人都有这种思想;是非心,人人都有这种思想。同情心,仁慈的;羞耻心,原则;恭敬之心,礼貌的;是非之心明智的。仁、义、礼、智,不是由外界赠给我的,我当然有它的,不想了。

《孟子》,《四书 》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所作。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七篇十四卷。总字数三万五千余字,286章。相传另有《孟子外书》四篇,已佚(今本《孟子外书》系明姚士粦伪作)。

《孟子》章节目录: 《梁惠王章句》 《公孙丑章句》 《滕文公章句》 《离娄章句》 《万章章句》 《告子章句》 《尽心章句》

本篇赏析

学生公都子更为全面地提出了人性问题来和孟子进行讨论, 除了告子的观点外,还另外举出了两种观点,且有理有据,说服 力较强。这一次孟子没有以诘难或推谬的方式进行辩论,而是正 面阐述了自己关于人性本善的看法。

说是阐述,其实也是重申,因 为其主要内客,即关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以及它 们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公孙五上》里已经 提出并阐述过了。只不过在那里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出发, 探讨“四心”与“仁政”之间的关系,具有政治心理学的色彩。

而 这里则是纯从人性探讨的角度出发,回答学生关于人性是否天生 善良的问题。

其实,到底人性是如孟子的看法天生善良,还是如苟子的看 法天生邪恶,或者如告子等人的看法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这是 一个很难说得清的问题。

即便是哲学思想进步发展到今天,对于 这个古老的话题,学者们往往也莫衷一是,各执一端。所以,孟 子的看法的确也只能代表一家之言。

孟子提出的人之“四心”是哪四心?

四心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出自《孟子·公孙丑》。【原文】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打,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刚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人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译文】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棋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问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读解】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 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 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 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 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验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其实,也不仅仅限于孟子的时代,就是到任何时代,强调这些,总比鼓吹人性本恶,放弃道德,施行暴政要好得多罢!

如何理解孟子的“四端之心”

“性善论”指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四端”说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对先秦儒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孟子的性善论、仁义论、仁政论等都与“四端”说有关,是围绕“四端”说展开的。可以说,“四端”说的提出,才真正标志着孟子思想的成熟。

”四善端“是孟子提出性善论理论思想的一部分。具体来讲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为「仁」、「义」、「礼」、「智」的源头;孟子称这四个源头为「四端」。

另外,孟子也将「四端」比作人的「四体」,比喻人性中的善如同四肢一样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孟子认为认识到善的本性就需要将其发扬光大。

孟子论人生之四端读后感

孟子读后感

  孟子经常用一些完整的小故事、寓言来表达自己地观点和看法。而这些小故事和寓言就慢慢变成了今天我们常用地成语,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再作冯妇”等等,可见孟子思想对我们地影响对我们来说不可不谓深厚。

  孟子所说的“揠苗助长”演变到今天一般都说成是“拔苗助长”,但说的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孟子认为教学和学习知识如同植物生长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必须循序渐进,而不能揠苗助长,急于求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一定要不断地培养义,心中不要忘记,但也不要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它生长。不然就会像宋人那样“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把自己累得不行不说,还枯死了禾苗,得不偿失。要想幼苗茁壮成长,只有勤于耕耘。不愿耕耘,拔苗助长,必然失败。就像人的成长与发展一样,同样要遵循规律,通过自身的努力使自己的根基一点点变得牢固,才能吸收更多的养分,成长得更好,由一颗幼小的树苗长成一株参天大树。孟子在告诉我们做事情要遵守规律的同时还提醒人们凡是应顺其自然,适应事物本身的发展的速度和方向,正所谓:“其进锐者其退速”,即是继承了孔子“欲速则不达”的思想。当我们太想办成一件事的时候,往往急于求成而显得过于浮躁,沉不住气,冒冒失失的前进就失去了方向和重心,把握不住事物前进和发展的速度,方而更容易迷失方向。孟子的观点就好像力的作用和反作用的道理一样,作用在一个物体上的力越大,那它产生的反作用也就越大。同样,如果我们在一件事情上倾注了太多的精力和心血,付出了太多的努力,那我们必然抱有更多的希望和企盼,而一旦事物的发展出乎我们的意料和想象,那我们将比用平常心对待一件事物的时候更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所以凡是我们不必看得太重,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这样,当事情成功时,我们才不致于过于高兴,被成功的喜悦麻痹了清醒的头脑;在事情失败时,才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不致于过于失望和难过而丧失了前进的勇气。

  孟子还曾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命时我所想要的,道义也是我所追求的,当两者不可兼得的时候,孟子选择舍生取义,虽然平凡如我们的芸芸众生不用面对生命与道义这么高尚严肃的话题,但我们在生活工作中难免还是会面临两难的选择,那我们又应该怎样抉择呢?比如说工作和休息的冲突,个人利益和大家利益相矛盾的时候,何去何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选择。但我觉得能够把工作和生活有机融合在一起的人是最高明的,首先热爱生活,也喜欢工作,把生活当作工作的一部分,把工作看成生活的有机体,每一天,既是在生活,也是在工作,工作是生活,生活也是工作,这样,即是是工作占用了休息的时间,也不会产生工作占用了休息时间的想法,也就不会觉得在八小时之外的工作是一种负担。

孟子关于“人之初性本善”的那段原文是什么?

原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 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 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白话译文:

孟子说:“人都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先王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才有不忍伤害别人的政治。用不忍伤害别人的心,施行不忍伤害别人的政治,那么治理天下就会像在手掌中转动它那么容易。之所以说人都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

假如现在有人忽然看到一个孩子要掉到井里去了,都会有惊恐同情的心情——不是想借此同孩子的父母攀交情,不是要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名声,也不是讨厌那孩子惊恐的哭叫声才这么做的。

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的,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的,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的,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的,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开端,羞耻心是义的开端,谦让心是礼的开端,是非心是智的开端。人有这四种开端,就像他有四肢一样。

有这四种开端却说自己不行,这是自己害自己;说他的君主不行,这是害他的君主。凡自身保有这四种开端的,就懂得扩大充实它们,(它们就会)像火刚刚燃起,泉水刚刚涌出一样,(不可遏止。)如果能扩充它们,就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扩充它们,那就连侍奉父母都做不到。”

出处:出自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孟子的《孟子·公孙丑上》中《公孙丑上·第六章》。

作者简介: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号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济宁邹城)人。

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民主思想的先驱,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儒家的思想主义流派,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在政治上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在学说上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

其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他提倡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希望追随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

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韩愈《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为“亚圣公·树宸”,尊称为“亚圣”。

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贵不能淫》和《寡人之于国也》被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中。

中国古代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及思想是什么?国外的思想家关于人的本性是如何论述的?

  打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以来,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一直就是思想家讨论人性的焦点,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善源来自于恻隐之心,而荀子却以为人性本来就是恶的,所有的善都来自于后天的人为。孟子的性善论有本源、有主张,而且可以解释人之所以性善的可能,而荀子的性恶论却屡被后世的思想家批评不够周延,而且无法自圆其说!到底问题出再那儿呢?以下,是这个问题的对话。

  “人性”的最大争议大概是先秦时的孟、荀间的善、恶说,先谈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的性善论由两种方式展开,首先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就是所谓的“类差法”,人和禽兽都是动物,而其中的差别在于,人之所以为人,乃是人有“四端”,也就是“性善”。其次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就是以先验的直觉来立论,这才是孟子和其他论性的思想家所不同的关键之处,影响至为深远,一直到陆、王,又重新受人了解。

  接下来谈荀子的“性恶论”,其实荀子并非完全主张性恶,而是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他对性的定义在于“自然和本能”,而性恶如何产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就是当人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时,如同禽兽一般,失去道德,恶便由此而生。荀子只是从人和禽兽间相同之处著眼,如此便人和禽兽无异。以孟子的论点而言,首先注意到人、兽之异故人的特出之处被凸显,其次在“善的可能(根源)”之处,孟子将它归于每个人的普遍善性,不假外求,而且注意,并非人一出生就有全德,就是圣人,故孟子说“四端”,便只是性的起点,所以还需后天的扩充功夫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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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荀子一开始便把人、兽之间的差别混淆,并且在“善的可能”上无法安置,因为他不理解孟子的说法,而又不愿意将善归于天(因为荀子的天是自然天),而他在解释如何修养的时候,只是说向圣人学习,那可以进一步问:“圣人的善又是如何修养来的?是天生的吗?若是,那和孟子又有何不同?不是,那圣人在成为圣人之前,又是向谁学习的?向前一个圣人?那前一个圣人又是向谁学的?”如此的问题将没完没了,若荀子愿意像董仲舒一样,将“善的可能”归于神秘的天(天的意义,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一直有不同的诠释。),那么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荀子的立论,是很有问题的。

  或许有人会问:“善的可能(根源)为何如此重要?”长久以来,从孔子开始,所注重的是道德修养问题,若不为“善”找到根源,那么代表著“我再怎么努力,也不见得达到善的境界。”如此修养功夫又有何必要呢?所以“善”的形上定义是非常重要的,如同西方哲学家对“上帝”观念一样的地位,只不过“善”在中国从来没被否定过,而“上帝”却被许多十八世纪以后的哲学家,如尼采、罗素……等怀疑,甚至否定。但无论如何,“善”和“上帝”不管肯定或否定,都是大部份思想家、哲学家展开其系统的重要起点。(不一定是“理论次序的起点”,大部份是“实在次序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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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问题,孟子推论“性善”的先验观念,和禅宗十分相像。没错,基本上是相差无几的,故在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中,若依劳思光先生的“一系说”来看,理学家的纠结在于,一方面要以亚圣孟子为权威(荀子的学说,一直要到清代才被重视,至少在整个宋明时期,其权威性远不如孟子),一方面却面临到他思想中“近禅”危机(指“先验的直觉”一点),如此纠结矛盾,是因为他们没有确切了解孟子和禅宗的不同,其相异之处至少在于“性是否完全”的症结之上。正如之前所说的,孟子的“性善”只是“四端”,意指仍须要后天的修养功夫才能保全,而禅宗的“性”却是生来就完全的,不需修养,其心自明,此点可从六祖慧能的“菩提本无树…。”中看出。而理学家们却未把握住其中的要点,故当陆、王学说一出,攻讦声音四起,痛批他们“近禅”,而不知“心即理”的立论和整个儒家原始的心性修养要求,并未冲突。

  以上是个人对孟、荀之间“性”的体会,其中有缺失之处,还望指正。

  遥光:

  君豪兄所言之本,大抵可推及劳思光先生思想理论一系,不过,论及荀子及禅宗部分,在下还有话说。

  荀子主张性恶,而人之为善如何而有可能?就在于“化性起伪”,这“性”与“伪”变就成了善恶了两端,而伪如何而为可能?在于“心”,正名篇曰:“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就荀子知言,心能虑,便能从善!说心能“虑”,其实,就是对善产生自觉,换言之,此心虽为五官之天君,一开始人心却是封闭的。不是说性恶吗?那此封闭之心是否存在呢?当然存在!所谓:“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换言之,就是因为性不受心的主宰与控制,所以“顺是”,“争夺生”、“残贼生”。他又提到,“人心譬如盘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瞧见这里,我们便可以知道,荀子善的根源,还不就原原本本在人心的一颗人心?说荀子的善没有根源吗?毋宁是说他根本不承认人本来就有这颗人心!为了反对孟子的“人有四端之心”的性善论,他一直否认人其实是善性本具,可是,我们这么样推理过来看看,他绕了一大圈,最后仍是不得不承认,人,本来就有一个主宰的“善”。

  只是这善,是一种“逆势运作”,如果“顺势运作”,就变成了恶行,说到底,他还是比较著眼于“动物性”的“本能”,为什么这“顺”会比较倾向恶?这,又要从道家思想的影响说起,可是,这是另一个主题,这边便不离题了!

  说到善在中国没有反对过,这荀子不就是一个吗?其实承接法家一派的人们,大多也还是认为人性本恶,只是法家思想到后世与君王权威思想合流,著眼的是政治统治,这人性,反而不是掌控政权者在乎的地方。

  性善与禅宗之间的关系,其中当有同异之处。以孟子善性本具来说,当然是与禅宗的“自性本具”一般,但作为一个主体的存在,发现的过程是很不一样的!而禅宗那“直指本心”的当头棒喝,也为不少人诟病!所以清代后期出现了“顿”、“渐”合流的说法,对禅风大是伤害。不过,这牵涉到禅宗的理念与做法,要讨论他,恐怕又是另一个议题了!

  张书豪:

  在“人性论”一文发表后,遥光对我在文中所判定荀子的“性恶论”有所回应:“为了反对孟子的『人有四端之心』的性善论,他一直否认人其实是善性本具,可是,我们这么样推理过来看看,他绕了一大圈,最后仍是不得不承认,人,本来就有一个主宰的『善』。”

  而我的论点是:“而荀子一开始便把人、兽之间的差别混淆,并且在『善的可能』上无法安置,因为他不理解孟子的说法,而又不愿意将善归于天(因为荀子的天是自然天)。”所以问题的症结在于:荀子他反对孟子的“性善”,可是又“最后仍是不得不承认,人,本来就有一个主宰的『善』。”就是这个“最后仍是不得不承认”,可是他又没有承认,如此在理论上造成的矛盾冲突,我才会提出此一问题。而在荀子的思想文献中,并没有承认“性善”,所以即使我们看出“他绕了一大圈”,但还是“不能代替”他肯定“性善”,因为他毕竟没有如此立场,而且自始至终,都和孟子的“性善论”对立。

  至于荀子说:“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这两句都是表明“心可以向善的『能力』”,却依然不能交代这个“善”的标准、根源在哪里。以西方的哲学来说,善的标准、根源在上帝,所以人要服从上帝,因为上帝就是“道德的标准答案”,而人有的是学习“标准答案”的“能力”,可是人并不是“标准答案”,由此可见,“能力”和“标准、根源”是两种不同的指涉,现在荀子只说人有“能力”,而“标准、根源”却无法安置,这在他的道德理论架构上,就会造成“功夫论”的架空,好比说人都有能力工作,可是我工作却不保证一定可以拿到薪水,如此要求人工作的目的因落空,而使得“功夫论”的依据更显薄弱。反观孟子,他以“天爵”、“人爵”,肯定“心性”(孟子不甚分辨其中差异),“有能力”、“是标准、根源”,理论上是要比荀子完备许多的。

  至于“人心譬如盘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是说,当达到“正错而勿动”的时候,“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也只是指修养所到达的境界,同样也是只有肯定心有向善的“能力”,而没有提到向善的“标准、根源”问题,只是简单的说要向圣人学习,那是不是说“善的标准、根源”在圣人的身上呢?那么可以再次提到这个问题::“圣人的善又是如何修养来的?是天生的吗?若是,那和孟子又有何不同?不是,那圣人在成为圣人之前,又是向谁学习的?向前一个圣人?那前一个圣人又是向谁学的?”如此的问题将没完没了。于是“善的标准、根源”无法安置,导致整个道德理论失去根据,终至使理论站不住脚,这也就是我认为荀子不够周全的地方。

  遥光:

  看完了书豪兄对荀子性恶论的研讨,其实,我们都承认,荀子的理论真的是不够周全!我透过反思去点出荀子主张里的矛盾,书豪兄则是正向剖析出荀子理论立论的薄弱。与其说我们的认知的不同,不如说荀子理论里同样被突显出的缺陷,对你所说“善的标准、根源”的问题,我已经无法再作更好的诠释与突破,主要还是因为书豪兄诠释荀子性恶论中“善的标准与根源”理论的周全与透彻,令人自叹弗如。

  结论:透过这样反覆论辨的方式,我们可以知道,尽管有太多的前贤已经对这样的议题做过诠释,但这样的议题仍是可以随著时代的更迭而产生新的诠释。于是,当人性的善恶由自争论不休的同时,在这边,至少很深入的探讨了荀子性恶论中的缺陷,当然,这样的理论是否周全,其实还有待更多不以为然的文友们发表意见和想法。不是吗?

  国外的思想家关于人的本性是如何论述的:在国外的心理学领域,关于人的本性,也存在明显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性本善,以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为代表。罗杰斯的人性本善的观点基本上有这样几条:(1)人的本性不是敌意的、破坏的、邪恶的;相反,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积极向上的,具有建设性、创造性的。(2)人不是反社会的,相反,人都需要与他人建立密切关系,希望获得他人对自己的积极关注。(3)人和其他一切生物一样,具有求生存、求发展、求强大、求完美的倾向。(4)每个人都有自我觉察、自我探索、自我导向的能力,既能自主自立,对自己负责,又值得信任与合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性本恶,以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为代表。弗洛伊德把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组成部分。“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的部分,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存在了,由遗传的本能、欲望组成,也就是人的本性,按满足的原则来活动。但“本我”与外部世界不能直接接触,必须通过“自我”同外部世界相接触。“自我”处于“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根据外部世界的需要来行事。“自我”调节着“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对“本我”进行控制和压抑。“超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常所讲的良心;另一方面是自我理想。自我理想是传统教育的产物,以社会道德准则为标准。“超我”的主要功能在于指导“自我”去限制“本我”的冲动。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基本的本能与动物相同,除了食欲和性欲外,还包括攻击与破坏两种原始性的冲动。所以,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他主张,一方面需要通过“超我”、“自我”来压抑和克制“本我”;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法律、社会舆论来限制和约束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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